1943年，华北抗日战场打得异常激烈。
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，一心想踏平太岳抗日根据地，专门搞出一套“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”，集结重兵对根据地发动疯狂扫荡。
为了把这套战术快速推广到整个华北日军，他特意从各部队抽调骨干，组建了一支战地观战团。带队的是服部直臣少将，全队180多人，全是中队长以上军官，里面还包括6名大佐联队长。
日军高层把这支队伍当成“战术样板”，准备让他们去太岳前线，现场学习扫荡经验。
这支日军队伍很特别。
全员都是军官，随身主要带指挥刀，步枪反而没多少。他们仗着身份特殊，又是去前线“观摩学习”，一路上根本没把警戒当回事，连正常的哨兵都没多派。
同年10月，八路军129师386旅16团团长王近山，正带着部队执行西渡黄河的护送任务。
部队走到山西洪洞县时，当地武委会送来一份紧急密报。情报说得很清楚：日军战地观战团，会在10月24日清晨，经过韩略村附近的临屯公路，开赴太岳前线。
当时上级已经下了死命令，让王近山专心完成护送任务，路上不准随意开战，不准耽误行程。
一边是必须遵守的军令，一边是送上门的日军高级军官团，王近山陷入了两难。
他仔细研究当地地形，公路两侧地势险要，非常适合打伏击。
反复思量后，王近山认定，这是百年难遇的好机会。打掉这支军官团，既能狠狠打击日军气焰，还能直接打乱敌人的扫荡计划。他最终下定决心，违抗命令，在韩略村设伏。
作战方案很快定好。
全团派出4个连参战，9连堵在公路前方，拦住日军去路；6连守在车队尾部，切断敌人退路；4连和5连埋伏在公路两边，负责正面突击。
整个布局形成一个口袋阵，就等日军钻进来。
10月24日早上8点左右，日军13辆汽车陆续开进伏击区。
车队毫无防备，照常往前开，丝毫没察觉危险。
王近山看准时机，立刻打出两颗信号弹，总攻正式打响。
信号弹一升空，埋伏的战士同时开火。
手榴弹不停砸向日军车队，公路两头很快被火力封死。日军车队被堵在中间，进不能进，退不能退，当场乱作一团。
战士们从两侧冲下来，和日军展开近身肉搏。
日军军官纷纷拔出军刀反扑，想强行突围，可在八路军的猛烈打击下，根本组织不起有效反抗。
战斗打得十分惨烈，5连指导员郑光南，为了端掉日军机枪阵地，抱起集束手榴弹冲上去，和敌人机枪手同归于尽，为部队扫清了进攻障碍。
整场战斗持续了3个小时。
最终，13辆日军汽车全部被炸毁，除3名日军趁乱逃走，剩下120多名军官全部被歼灭。
战斗结束后，战士们开始清点战利品。
王近山越看越觉得不对劲：地上摆着上百把军刀，步枪却没几支。
普通日军士兵，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军刀，更不会有这种级别的装备。
他拿起军刀仔细查看，从刀身铭文和制式判断，其中一把竟是日军少将的佩刀。
直到这时王近山才确定，他们消灭的不是普通日军，正是冈村宁次精心组建的战地观战团。
韩略村伏击战的战果很快传到延安。
毛泽东得知战况后，对这场战斗大加称赞，说王近山敢打敢拼的劲头用对了地方。
这一仗的影响远超预期。
日军精心组建的观战团全军覆没，多名高级军官战死，直接打乱了冈村宁次的扫荡计划，还没来得及全面推广的新战法，刚起步就遭遇重创。华北日军的指挥和部署，都受到极大冲击。
按军纪，抗命作战要接受处理。
战斗结束后，王近山主动向上级写了检讨书，如实说明自己违抗军令的情况。
但刘伯承、陈赓、邓小平等首长，都对这一仗十分认可。
陈赓见到王近山，一边说他不该擅自抗命，一边又夸这仗打得漂亮。邓小平也直言，韩略村伏击战的意义，比完成一次物资护送重要得多。
消息传到日军那边，冈村宁次勃然大怒。
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精挑细选的军官骨干，会被八路军半路全歼。气急之下，他直接撤了临汾日军师团长的职务，对相关责任人严厉追责。
之后，日军调集大批部队，赶往韩略村进行报复围剿。
可王近山早已带着部队和战利品安全转移，继续执行护送任务，日军的围剿最终扑空，什么也没找到。
韩略村伏击战，是抗战时期一场十分经典的伏击战。
王近山抓住难得战机，果断决策，顶着抗命的压力打出一场大胜。这一战歼灭大量日军高级军官，狠狠打压了日军的嚣张气焰，有力支援了根据地的反扫荡作战，在华北抗战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这场战斗也展现出八路军指挥员果断灵活的指挥能力，和战士们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，成为敌后战场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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